站在虐俘事件之上眺望美国传媒

站在虐俘事件之上眺望美国传媒
作者：仲志远 2004-6-2 21:12:46
出处：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b32955c


站在虐俘事件之上眺望美国传媒 记者/仲志远



4月28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度披露驻伊拉克美军虐待巴格达附近阿布格莱布监狱战俘的录像与照片，眨眼之间引领了本次虐俘事件揭黑报道的前锋。这一震撼性的举动顿时激发起美国新闻记者们按捺了多年的热情，诸多新闻传媒随之争先恐后地跟进，揭黑风暴在第二时间里再度以星火燎原之势扫荡了全美，并与大西洋东岸的英国《每日镜报》5月1日点燃的烽火遥遥呼应，英美联军凌辱、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的细节在国际新闻传媒舆论声浪的咆哮与进逼之下次第揭露，欲盖弥彰。

虐俘事件正在以多米诺骨牌的舆论力量撬动政客们的宝座。智商不高的布什总统理屈词穷急欲辩解伊拉克政局转换之时的动荡大势，言辞踌躇，中气显然不足，往日的威风已经难以找见；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就虐囚事件作证，面对众多声音的激烈抨击，有口难辩，英气锐减，部长一职恐怕摇摇欲坠；驻伊拉克美军最高指挥官桑切斯中将的去留现在虽然难定，而管理伊拉克美军监狱系统的卡尔平斯基女准将已被暂时解除“名声极臭”的第800宪兵旅旅长的军职。

英国《每日镜报》编辑皮尔斯·摩根刊出的英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照片震惊了世界，他个人的命运也随之陡然改变。照片的真伪现在似乎已经无法确定，而政府的相关调查却一直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军方的严厉指责，美国股东的胁迫，总编辑的明哲保身，董事会毫无人情的决定，使皮尔斯·摩根在几个人高马大的保安的挟持下黯然地离开了每日镜报社。

实际上，揭批社会现实的阴暗与丑陋，捍卫人类文明的正义与良知，历来都是新闻传媒自立于社会的天职；报道事实，直笔傥论，是任何一家新闻传媒应有的品格与风骨所在。与2003年10月国际红十字会秘密视察阿布格莱布监狱，然后递交美国军方高层的那份关于虐俘详情与细节的报告相比，传媒的声音更为卓著远扬；与唯唯诺诺苟且偷活得过且过的芸芸众生相比，传媒的精神更为令人景仰；与众多按部就班朝九晚五官派十足的社会机构相比，传媒的活力更为张扬恣肆；与众多奔走世间周旋牟利的企业公司相比，传媒的灵魂就在于它孜孜以求为民请命的公信力。传媒的力量往往来源于其追问事实真相的一切努力，把握社会脉动，彰显人文关怀，揭开事实真相，叩问人间天理，阻击流言时弊，呼吁客观公正。当2003年10月至12月许多被指控的虐俘行为正在发生之时，世人一无所知；当2004年1月16日美国军方介入阿布格莱布监狱为虐俘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之时，国际社会一如既往；当2004年4月1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其新闻《60分钟》节目播出前向五角大楼发出通知之时，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战俘们仍然饱受凌辱与虐待；当2004年4月14日美国防部迈尔斯将军私下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延期公开照片以免引起反美暴力行动之时，新闻传媒顾及官僚们的颜面可以隐忍未发，而遭受暴虐的战俘们哀号依旧，已经有数人撒手人寰；当美国政府一再要求延期公开虐俘图像之时，伊拉克战俘的伤害仍然力度不减地持续，而新闻传媒的力量终于凝聚到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点。

美国新闻传媒一直秉承了源自英国1644年约翰·弥尔顿时代以来所开创的自由主义新闻报道传统，有闻必录，评论风生，言之及之，所向披靡。这与美国的政治传统一样几乎是欧洲老式议会政治的翻版，开明的政体之下两党轮流执政彼此抗衡分庭抗礼，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新闻传媒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外尚可以自诩为天马行空独步一时的“无冕之王”----“第四权力”或“第四等级”。尽管1776年7月2日美国国会斗胆发表的《独立宣言》延续了汤姆·潘恩的《常识》这本小册子所宣扬的要与宗主国“分手”直到“最后的独立”的思想，意图快刀切断美洲大陆与老牌殖民帝国的联系，而事实已经无法逆转这片新大陆意识深处的英国文化传统。1770年代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并没有挣断其与母国血脉相连的脐带，虽然它一度周旋于欧洲列强之间，争取到了法国、西班牙、荷兰三国的外援，并使俄国、丹麦、瑞典、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保持中立，而且在独立之后美国提出了自己的孤立主义原则，意欲与母国老死不相往来：1811年3月胆敢宣布禁止与英国通商，1812年6月向英国发出宣战，后来虽然接连失利，但因英军主力忙于欧陆反法战争而无暇西顾，与美国签订了《根特条约》，美国这才摆脱宗主国的束缚，经济上开始走向兴盛与繁荣，步入自由主义经济时代。

美国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正是伴随着英国思想内核的欧洲传统降临到美洲大陆的。美国的独立恰恰是称霸一时的日不落帝国急剧衰落的一个绝佳象征。此后的200多年里，英国与美国既有相互的掣肘，也有战略上的结盟。利益上的明争暗夺与逢场作戏使美英两国时而撕破脸皮，兵刃相见；时而形影不离，亲昵有加。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携手亮相，相继投入伊拉克战场，未及数月便拿下了一个外强中干叫嚣多时的专制独裁政权，评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分析说，占据伊拉克就是掐住了全球国家的石油命脉，战略利益尽在于此，不过，帮助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恐怕是一个瞒天过海的谎言；2004年5月25日，布什总统仍然在其演说中对伊拉克政权的移交表现出一副忧心忡忡的姿态，但一个傀儡政权的更替却无法遮掩人民对于虐俘事件的强烈关注，不过，这次虐俘事件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美国政府交涉数次之后突然爆炒出料来，自揭黑幕是否藏有不为人知的利益意图，虽然无法断定，却令人疑窦丛生；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曾经向它的人民承诺不仅要保持名义上而且还是事实上的中立，以至于坐山观虎洞若观火，赢得了协约国连续不断的订货单，银子滚滚倾泻而来；后来美国迫不及待地卷入协约国同盟，又使自己在离战争胜负明朗曙光为期不远的路途中捞够了不计其数的便宜。

美英两国无论交恶也好，言欢也罢，政客们的表演虽然巧妙各有不同，但美国政治传统的确立仍然延续了英国诸多自由主义理论的精髓。1780年代至1790年代，美国新联邦各州拟定的《权利法案》草稿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各自不同的措辞确立了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1791年参众两院审议此案时不得不让步于公众的普遍情绪，《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在两党议员词锋的辩驳与诘难之下得以获准。

报纸是其政府的监督者，托马斯·杰斐逊推崇他自己倡导的新闻观，尽管他也饱受了对立派肆意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的死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克罗斯维尔审判中树立了事实可以用于诽谤诉讼的辩护原则，后来甚至因为这一原则而喋血于哈得孙河畔威霍肯附近的杂草丛里；传媒是其政府的纠错者，抛开今次虐俘事件是否特别作秀掩盖某种企图不说，传媒的报道步步进逼，政府元首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也照样慌了手脚，5月6日布什总统就虐俘事件向阿拉伯世界表示道歉，却又表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仍将留任内阁；虽然国际社会就此发出的抗议声浪不绝于耳，未能使美国政府短时间内彻底崩溃，但毕竟传递出了某种妥协的信号，传媒的力量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呈现；传媒是监督的实施者，政府的丑闻往往深藏在人民的视野之外，如果无法得以披露，那其真相也许永无再见天日的机会，而新闻记者虽然难脱“扒粪者”的恶名，但如果没有了他们锲而不舍的追踪，那些受虐的伊拉克战俘永无翻身之日，而弱势群体也就永无伸张正义之时；传媒是朝野之间的沟通者，当虐俘事件裂空而来广示天下之时，人民的知情权得到了最低限度的维护，人类的良知与正义迫使每一个血性尚存的人扣问自己的理性，作出自己的决断与明智的选择，而众所周知，政府历来都是拥有信息最多的行为者，没有新闻传媒的穷追不舍，也可能就永远没有真相大白之日的到来；传媒是人类正义的代言者，仗义执言，允公而论，是新闻传媒体察民情关注社会的天然进击姿态，因为它毕竟还是社会良心的勇士。

新闻传媒的纠错机制，其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首先决定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形成之初给予新闻传媒的言论空间的有无，以及大小。当我们探究美国今日新闻传媒之所以敢于揭黑，勇于直面政府而且毫无惧色，与它在立国之时奠立的国家传统息息相关；今日美国新闻传媒敢于追问政府虐俘事件的恶行也与其自身传统的变迁以及国民普遍怀有的个人质疑精神不无联系。

17世纪，英国军队击败它几个世纪的宿敌----荷兰，并将其完全扫出北美大陆之后，又与法国对垒了多年，“七年战争”后再次横扫法军，成为北美洲的强劲势力，建立起13个殖民地。欧洲移民涌入广袤而陌生的北美大陆，完全要靠个人的奋斗，欧洲启蒙思想中的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深入人心。两大派别之一的激进派（如潘恩、杰斐逊）放弃了早期宪法转而以社会契约的方式来组建政府，彰显人民主权与民主自由，而保守派（汉密尔顿）则主张和平与妥协，独立战争使激进派的政治主张得以实现；而在设计联邦政府的权力架构时，激进派的三权分立与国家权力层层分权，以及保守派的1787年宪法将《权利法案》排除在外，双方力量各有千秋，激进与保守两党从此形成，而传媒仍然可以像其自诩的那样有着自己的生存空间。眼下，布什总统深深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淖，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招致了反对派的猛烈抨击，而即将到来的明年总统大选胜算如何，布什恐怕自己心中也没底。

美国传媒的纠错机制同样也有它自身悠久的历史传统。1830年代以后，便士报抛弃充满党派偏见的报纸作风，不仅在报价上降格以求面向大众，而且扩大了报道的视野，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足以吸引社会各阶层的读者；1861年，缘于奴隶制而交火的南北内战使新闻报道得以改进而提升，新的写法开始出现，战事的局限居然在记者手中诞生出了一种简洁明快报道文体，不过，风靡世界之后慢慢演变成了一种僵硬的模式，现在已经遭到了极大多数优秀新闻记者的厌恶；1872年，自由主义新闻原则占据了美国报界的主导地位，报社言论开始寻求一种独立性的表达，“脱党者”蔚然成了气候，社论不再效忠于各自的政党，诸种叛逆的举动使报纸的自由批评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而政府中的经济腐败丑闻恰恰就是新闻记者们最具有诱惑力的枪靶；时任《纽约太阳报》主编的达纳就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对政治、经济和政府感兴趣，而首先必须对人感兴趣。发轫于查尔斯·达尔文主义与赫伯特·斯宾塞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就在此时蓬勃兴起，1880年至1900年它蔓延于整个美国，向干预经济事务的政府发起猛烈抨击，而报纸业已步入了它的成熟期，社论更为独立，也更为符合公众的旨趣。与此同时，报界大亨约瑟夫·普利策正在崛起，他倡导办报的原则颇具影响力：新闻纸应该是真理的喉舌而不追随任何流行主张，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批评它，永远致力于公共福利，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其手中被誉为“人民斗士”的报纸就是《纽约世界报》；令普利策头痛的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办报理念与之迥异，放胆、煽情、粗劣的“黄色新闻”大行其道，还鼓吹扩张政策，策划了美西战争；而1900年以后美国各市政当局的腐败使一批让西奥多·罗斯福们胆战心惊的“扒粪者”杂志风行社会各界，焦点瞄准了政治核心集团以及商业托拉斯。直到1940年代，在新闻传媒时时碰撞社会民众的公共道德的空间里，一贯风行的自由主义新闻传统里突兀地绽放出了社会责任理论的奇葩。很显然，社会责任理论仍然嫁接在自由主义理念之上，在自由主义新闻传统的领地里，它虽然时不时地遭到无情的戏弄，但似乎也能得到许多人的尊敬；但在美国新闻史浩瀚的河流之中，社会责任理论似乎无可足观，并不像监督者所吹捧的那样神气，法力无边。新闻传媒的公信力首先来自于它直面社会现实穷追事实真相的勇气。就像本次的传媒揭露虐俘事件一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美国军方通报情况之后，在焦急的等待中足足往后推迟了两周之久，直到4月28日才公开了虐俘照片，世界顿时一片哗然，拉姆斯菲尔德和迈尔斯将军声称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些惨无人道的照片，但谁都可以想象脸色故作镇定的他们脊背当然也避免不了时不时地冒出冷汗。

虐俘事件的风波暂时还难以了了，传媒的揭黑行动仍在持续。而当现在的人们再度回望1960年代末以来的那些风云变幻的年代就可以发现，1971年6月《纽约时报》公布越南战争的“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华盛顿邮报》1972年6月开始持续两年之久的“水门事件”的调查在很多方面依然延续了美国新闻传媒1900年以来就有的揭黑传统，只不过这两起调查报道使揭黑传统抵达了一个阶段性的顶点。尼克松总统在其后来赋闲的岁月中也许会十分仇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几家报纸的小题大做，让自己从总统的宝座上轰然栽到，斯文扫地；而1980年代以后演戏出身的里根总统以及其他政客显然就更为乖巧，虽然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依然微妙。

政治集团的机密与商业公司的内幕实在太容易激起公众们的兴趣了。本次虐俘事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虽然抢了“第一”，但其推迟播发新闻的做法还是遭到了美国国内的激烈批评。许多美国人认为，它“放弃了媒体的责任”，如此重大的新闻，推迟一两天倒还情有可原，推迟了两周才予以播发，“实在是太长了”。尽管《60分钟》栏目执行制片人杰夫委屈地表示，将虐俘照片推迟两周播发是他本人新闻生涯中最艰难的决定，“作为新闻媒体，你不能完全不考虑政府的意见”，哥伦比亚公司的高层也很清楚，这样做会对自己公信力的伤害有多大。也许正是因为哥伦比亚公司的前车之鉴和《纽约客》杂志因曝光虐俘丑闻而人气骤然冲天的现实反差，《华盛顿邮报》等原本“动作迟缓”的媒体开始大张旗鼓地开始了新一波的“扒粪”行动，将美国政府持续地包围在舆论的高度压力之中，而布什总统与他的国防部长会有怎样的结局，会不会像当年的总统那样神色黯然地离开白宫，却仍然是公众们关注的焦点。

纠错机制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于新闻传媒，但新闻传媒的确是纠错机制中最为有力的武器。美国近年来时不时从金融证券市场所揭发出来的舞弊案例，就多半有赖于新闻记者“扒粪”的功劳。美国政府从来不缺乏最黑暗的作为，美国社会从来不缺乏最丑恶的现象，尽管如此，这个社会却依然能够保持着充分的开放、包容、活力与自我更新和进步，这不能不归功于它拥有以新闻传媒为主体的强大的纠错机制。（删改稿见于《经济》杂志2004年第6期）